引言

老龄化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人口结构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给社会、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中国老龄化势头迅猛，2010—2015 年的年均增长率达14%，预计在2050 年前后，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34.9%[2]。老龄化不仅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观念[3]。随着老年人经济和健康水平的提升，他们渴望获得更有意义的老年生活，包括参与旅游、接受终身教育等[4]。其中，参加旅游成为中国老年人丰富老年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5]。当前，中国老年人的家庭责任负担有所减弱，有机会开始思考传统家庭责任伦理中的个体需求[6-7]。这给中国老年人积极参与房车旅行奠定了心理和环境基础，促使他们携带梦想，驾驶房车逐景而游。

在中国，房车旅行是新兴且小众的旅游方式，相较于传统的大众旅游，它对出游条件要求更高，出游周期更长。目前，老年人是淡季和非假日旅游市场的重要补充[8-10]，日益增长的老年房车自驾人群是该市场的新兴一员。研究表明，老年人参与旅游具有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意义[11-13]，不仅有利于老年人构建积极的社交关系[14]，还能够促进老年人的情绪改善和精神发展[15]。在中国，老年人参与旅游提升了“幸福标准”，体现了当代老年人奉献型家庭观念的转变[16]。旅游承载了老年人诸多的积极心理需求，并受到强烈的社会文化影响，因此，对老年人旅游行为的研究既要重视宏观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也要强调微观的心理探索[17-18]。本研究将以自驾房车出游的老年群体及现象为研究对象，强调对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老年人心理特征进行情感和精神解读。从老年人的房车旅行行为中探求新时代老年旅游的个体作用与社会意义，揭示老年人在追求更高层次和更前沿的旅游方式中的行为心理。

1 研究基础与目标

老年人房车旅行的相关研究主要起步于西方发达国家[19]。“房车旅行”现象和“老年人”群体是其中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形成了一系列对相关现象和人群特征的研究结果[20-23]。

1.1 研究理论基础

房车旅行在众多研究中被描述为一个舒适与自由生活的象征，体现着人类对于“安全”的渴望和“自由”的追寻[24]。对于老年人而言，房车旅行是某种梦想的写照，寄托了老年人“安全探索世界”的愿望，这与强调老年人自主感以及自我实现的积极老龄化（positive aging）理念相一致[18]，有助于从心理根源揭示出老年人选择房车旅行的“推动力”。这样的“推动力”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老年个体的休闲限制和中国独特的家庭责任伦理环境的制约[25-30]。房车与一般的自驾车辆不同，拥有超出交通工具的更多功能与社交属性，房车用户把房车视为“移动的家”（motor home），房车旅行创造了新的流动方式，称之为“房车生活”[31-32]。对老年人来说，房车具有高度的便利性、自由性和安全性，减少了对陌生出游环境的紧张感[21]；同时，房车旅行还具有超出日常生活的流动性和社交性，有利于扩大老年人的活动空间，增加社交机会[22]。这些优势成为吸引老年人选择房车旅行的重要“拉动力”。当老年人的“探索”和“自我实现”需求与承载着“安全”与“自由”特点的房车相遇后，形成强烈的“推拉”作用，其“拉力”与“推拉理论”中常指的目的地空间吸引力不同[33]，更侧重于房车“微空间”的吸引；其“推力”不仅探讨具体内在需求，还研究需求产生的“根源”。

老年人房车旅行本质上属于老年人在空间中的旅游流动行为，老年人的房车旅行同样会受到老年人旅游动机的驱动[16,19]。Pearce 的旅行生涯梯度理论（travel career ladder，TCL）认为，旅游动机会持续变化与发展，呈现出由低阶到高阶的梯度性，依次是放松、安全保障、关系、自尊与发展和自我实现需求[34]。老年人“房车游牧”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旅行生涯，现有研究表明，老年人“房车游牧”具有放松、发展等多阶的需求，行为表现与动机之间相互关联，更高阶的需求往往表现为探索更远的距离、接受更大的挑战[23,35]。旅行生涯梯度理论为阐释老年人“房车游牧”的发生、发展过程提供了依据。

当前研究主要从“老年人的房车旅行现象”和“房车旅行现象中的老年人”两种视角切入[20-23]，对房车旅行与老年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注较少，缺少一个整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机制探讨不足。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文章通过梳理相关理论知识，试图在3 个层面阐述并构建出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一是核心发生层面，基于旅行生涯梯度理论解读老年人“房车游牧”发生、发展的主要过程；第二是主观驱动力层面，依托积极老龄化研究从社会与心理视角来探讨老年人“房车游牧”产生的心理根源，并结合休闲限制理论和中国家庭责任伦理背景研判老年人面临的主要限制，探讨其中“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作用；第三是客观吸引力层面，利用房车的属性优势探讨房车的价值特点与老年人旅游需求的匹配性。3 个层面之间相互关联，以主观驱动力层面解读老年人房车旅行需求“涌现”的过程及结果，以客观吸引力层面解读房车的积极价值及展现途径，两层面共同阐释老年人选择房车旅行的“推拉”作用，并进一步指向核心发生层面，探讨从选择房车旅行到变为“房车游牧”的发展过程。

1.2 相关研究回顾

1.2.1 老年人房车旅行

房车（recreation vehicle，RV）从诞生伊始便与休闲旅游产生密切联系[24]，房车能够满足其他自驾旅游所不能带来的自由性和灵活性需求[36]。随着国民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中国自驾旅游获得了蓬勃的发展[37]，为房车旅行奠定了市场基础。目前关于中国的房车用户研究总体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Wu 和Pearce 对中国房车驾驶者在澳大利亚的旅游体验过程研究[20,38]。在房车的相关研究中，学者更愿意将自驾房车称之为“房车旅行”（RV travel），而不是“旅游”（tourism），这与房车的使用群体有着密切关系[21-22]。Wu和Pearce对房车旅行群体的形象进行了描述，认为“他们呈现出的最普遍形象是购买或置换房车进行长途旅行的老年退休人员”[38]，该群体展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他们一般进行长途旅行；二是老年人为主，尤其是退休的老年人。因此，老年人房车旅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自驾旅游和老年旅游的双重特征，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其旅行的动机、行为表现等[21-23]。此外，房车旅行还展现出较强的群体性和社交性，具有明显的结伴出游特点，倾向于积极开拓社交关系，该群体的集会活动、社交行为等又与社会与心理研究关系密切[31,39]。老年人房车旅行已经成为了一个包含多学科研究视角的老年旅游研究议题。

房车能够给老年人带来便利性、自由性和安全性[21-22]，在长途旅行中部分老年人会选择自驾房车，如法国的房车旅行群体每年以定期的自驾房车形式前往摩洛哥，被称为“退休的候鸟”（retired snowbirds）。Viallon 研究发现，他们很少拜访目的地的景点，更多地是在体验房车生活，“涉地性”不强[36]。与之相似的还有北美地区老年人房车旅行群体，他们热衷于驾驶房车前往美国南部的温暖地带进行候鸟式生活[23]。与这种拥有固定线路或目的地的房车旅行方式不同，澳大利亚的“银发游牧族”（grey nomads）则表现出不定向的房车旅行模式[39]。

1.2.2 老年旅游的动机与限制

参与房车旅行的老年群体依然可以被归类为老年旅游者[19,31]，老年旅游者一般指的是年龄50 岁或55 岁（亦有研究指60 岁及65 岁）以上的群体[5]。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身体健康水平，是旅游市场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他们淡季出游的特征明显，给旅游业带来非凡价值[10,40-41]。他们多以追求幸福、逃避日常生活、怀旧、终身学习等为主要出游动机[16,42]。研究表明，旅游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有显著提升[11,43]，参与旅游活动有利于培养积极情绪[44-45]，理解生命意义[13,15]，为构建或稳固社会关系提供新的途径[14]。房车旅行作为老年旅游的一种形式，同样呈现出了老年人探索世界、追求生活意义以及幸福感的需求[21-22]。他们常将房车旅行视为延展生活轨迹、丰富人生阅历的重要方式，房车旅行中多姿多彩的经历也成为了他们的美好回忆[19,31]。

老年人参与休闲旅游会面临诸多障碍，受到个体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从个体因素来看，年龄增长会使老年人体能和精力下降，可能会产生健康问题，另外，还有缺乏出游经验和游伴等[26-28]。退休老年人虽然闲暇时间增加，但收入减少可能会成为约束条件[28-29]。从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来看，因受到中国家庭责任伦理环境的影响，很多老年人会选择帮助照顾子女和子女家庭[16]，限制了退休后的时间“自由”，为了不增加子女的负担或者继续为家庭做出贡献（如为子女买房、结婚等），中国部分老年人还会选择继续就业[2]。因此对中国老年人（尤其是相对年轻的老年人）来说，时间和金钱仍然是重要的出游限制因素。相比较，老年人房车旅行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财力和精力[22]。

总体来看，目前对老年人房车旅行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老年研究和旅游研究，以关注老年个体和群体的微观视角居多，现象分析和解释为主，较少关注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及其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老年“房车游牧族”群体时，需要采用宏微观相结合的方式，解读宏观社会文化背景影响并深化微观的机制探讨。

1.3 研究目标

老年人自驾房车出游在中国新兴且小众，但随着中国房车市场的发展以及超过60 岁以上驾照拥有者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的房车消费将得到充分释放[46]，对中国老年“房车游牧族”群体的研究正当其时。通过解读个体案例，分析他们参与房车旅行的行为、心理和情感状态，初步描绘出该群体的人群画像与行为特征，剖析他们参与的动机、目的、持续性、收获以及面临的障碍，揭示老年人“房车游牧”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文章试图补充当前中国房车老年用户研究的不足，揭示房车旅行的积极老龄化意义并扩展中国老年旅游流动的研究内容，希望能够为老年旅游研究者、提供房车服务的营地和组织等提供参考。

2 案例获取与研究

2.1 案例获取

房车旅行市场的快速发展与老年旅游市场的持续扩张，使得此项研究变得更具时代紧迫性和实践需求性。而受限于国内参与房车旅行人员的稀少数量和较难实现的接触途径，当前在中国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现场调查存在困难[19]。网络志方法提供了一个获取相关资料的有益借鉴[20]，本文选择了网络二手资料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依托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输入“老年房车”“老年人房车”等关键词汇，筛选获取了20个视频，约150分钟内容，主要来自“21世纪房车网”“搜狐网”等媒体网站，类型为媒体采访视频，虽尚未完全达到网络志的研究资料要求，但因为是媒体采访，因此问答形式的交流使得受访对象的回答更加聚焦，采访中的提纲较为统一，采访对象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网站采访人员与采访对象关系融洽，容易得到采访对象的真实回复。此外，资料来源均为信息门户网站，未见明显商业偏向性。采访内容主要涉及房车、房车旅行经历和自身背景等内容，基本满足了研究的群体特征分析、行为分析和心理分析的要求。文章主要使用文本分析方法，以文字转译方式对视频内容进行转化后手动编码，采用了既定内容的定性分析程序，具体步骤为：样本叙述内容识别-构建编码体系-将编码内容赋予类别属性-按编码类别对材料归整排序[47]。内容的主要类别包括样本人口特征、驾驶房车的感受、对房车旅行的评价、房车旅行经历的介绍等。分析发现，样本人群年龄在56～70 岁之间，购买房车2～3 年的初购者较多，也有近10 年经验的房车旅行“达人”；样本人群都已退休，退休前的身份多元，有高校教师、普通职工以及外交人员等；房车旅行前经历多样，有长期户外旅游者、多年的旅游大巴司机从业者，也有退休后才开始自驾生涯的“驾驶新人”；夫妻同游模式为主，也有部分与亲人及好友同游。通过进一步的搜索，对获取的新样本进行同程序分析后，未发现新的内容类别，判断在目前资料获取手段下样本达到了基本饱和要求（表1）。

表1 代表性样本基本情况表
Tab.1 Basic situation of representative samples

注：（1）本表中RV1～RV13分别指13个代表性受访车辆，其中，有双人也有单人接受采访，所有姓名均为受访者提供的姓名或网名的简称；（2）表中年龄、出行时间和安排等表述均为采访当时状态；（3）其他信息中的“夫妻同行”“好友同行”等指人员组成，“同行”指同车；（4）资料来源：研究团队依据网络视频整理

2.2 类型研判

目前世界上老年人房车旅行主要有两种典型模式（表2），一种是北美和欧洲地区为代表的“候鸟式”旅行，另外一种是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游牧式”旅行[23,48]。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在行进方向和移动方式上，“候鸟式”一般选择气候温暖的地点或区域为目的地，冬季到来时前往，越冬后返回，季节性明显；“游牧式”没有固定季节，方向和地点也具有较大的变化，逐景而游。将中国案例与两模式比较，发现样本人群更偏向澳大利亚“游牧族”（nomads）特征，但也存在一定区别。首先，是在人群的类型上，国内没有全职者（full-timers），都是以常住地为原点，进行房车旅行的线路筹划，在1～6个月后返回家中休整，很少出现澳大利亚长达几年的“以车为家”人群[39,48]。其次，在行进的线路上，“没有去过”和“没有看过”等探新求异与增强见识目的十分突出，因此国内的名山大川、森林草场等成为他们的重点目标，同时境外也成了很多中国老年人出行的热点方向。再次，受到政策约束，在车型上，以自行式房车（一体式房车）为主，少量的拖挂式房车（牵引车＋房车），且不被允许私自改装车辆。此外，中国样本人群的年龄多处在前老龄（45～59 岁，preold）和初步老龄阶段（60～74 岁，young-old）[49]，这或与国内的驾驶人年龄政策有关（超过70 周岁后，强制降低准驾车型，并对驾驶人资格和身体实行年度检查）①《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二条：年龄在70 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记分周期结束后三十日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房车旅行者向更高年龄层的延伸。综合来看，中国的老年房车旅行者主要为更加“年轻”的老年退休群体，所以更适合用老年（senior，尤指退休者）而不是银发（grey）来描绘，但同时又具有与澳大利亚“银发游牧族”类似的出行方式和特性，因此将他们称为中国老年“房车游牧族”。

表2 两种典型老年人房车旅行方式的特征和中国老年人房车旅行的特点
Tab.2 Two typical senior RV travel mod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nior RV travel in China

3 老年人房车旅行的心理根源与所处环境

3.1 老年人房车旅行的心理根源

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的“幸福”内涵更加丰富，特别是“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广泛传播，它鼓励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参与社会活动，获得充分生存发展权益的保障[50]。自驾房车作为一种流动性和探索性更强的休闲旅游方式[31-32]，所带来的不仅有情绪的“享乐”（hedonic，最大程度快乐的内在体验），还包含了强烈且深刻的“自我实现”（eudaimonic）[36]。这与“积极老龄化”有着密切关联，体现在对探索（自由）的满足和自主意志（自我）的彰显上。“探索需求”促使老年人走出家门，“自我实现”引导老年人自主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意义。

自驾房车带给老年人一个安全探索世界的新方式。Bowlby提出的依恋理论认为，人类的特征体现在“安全基础”和“环境探索”两个基本需求上，并共同致力于个人生活的发展[51]。进入老年阶段，安全依恋的模式已经内化，因此就算他们面临身体衰退和疾病，依然渴望探索世界[18]，尽管这种探索需求会受到生命周期相关因素（年龄、就业状况、家庭类型等家庭以及个体生命周期）影响，导致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52]，但在条件相对成熟时，一直隐藏的探索渴望会得到更强劲的释放。以RV2 的Zzw（男，70 岁）为例，他的出游历史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图1）。Zzw出生于辽宁大连，兴趣广泛，从小就有一个去看大海彼岸（后衍生为去国外）的梦想。早期家庭责任的限制，使他很难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在退休后，这一梦想又重新生根发芽，他在60 岁考取驾照，为了购买房车又多工作了两年，最后完成了多次横跨亚欧的房车自驾，目前依旧坚持每年定期的房车旅行。对环境的探索，是老年人个人生活发展的重要组成，是积极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方式，“去没去过的地方”和“看没看过的风景”成为很多老年人内心的梦想[53]，房车的优势则为他们满足探索需求奠定了“安全感”基础。

图1 Zzw家庭与个体生命周期内出游历史的阶段表现
Fig.1 Zzw’s history of travel in his family and individual life cycle

房车旅行体现了老年人对“行为自决”的追求，即自主发展权力的期待。Ryan 和Deci 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老年人的自治与自我实现对幸福感有着积极作用[54]。Ryff对幸福感的6个维度（自我承认、自治、环境掌控、生活意义、个人发展和积极社会关系）研究证实了老年人“自主”的意义[55]。首先，能够购买房车本身已经是一种强烈的自主表现，是对“允诺”（家人和朋友的允许）限制的积极应对，RV2的Zzw（男，70岁）因为60岁才决定考取驾照出游，遭到了家人强烈的反对，但他依然坚持信念，甚至都做好遭遇事故捐献遗体的风险准备。其次，房车旅行在目的地、时间和方式上的选择自由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强烈的“自主感”，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有利于获得积极的老年生活。另外，老年人还能在这样的旅途中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以及获得挑战自己（如长距离跨境出游）所带来的尊重和满足。老年人能够从房车旅行中改善个人“自主感”，深刻地感受到“自我实现”的意义。

3.2 家庭环境的制约与支持

中国老年人的房车旅行会受到家庭环境影响[56]。西方社会中，孩子离开家庭意味着父母完成了抚育任务，一般无须子女提供赡养义务[43]。而中国在几千年“家本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责任伦理环境，表现为费孝通所提出的中国代际之间的“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但事实上亲代基于责任伦理的付出要远超过子代的“反哺”[30]。老年人承担照顾家庭、抚育子女等家庭责任，由此出现的资金和时间因素常常是限制房车出游的根源。

传统的家庭责任伦理环境对老年人影响深刻[29-30]。RV7 的车主明确表示，房车旅行存在着明显的家庭局限，“我觉得玩房车首先得有时间，没有时间不行，所以年轻人想玩就很难，他家里有事儿，孩子小，因此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们属于退休了，身体也还行，不用考虑那么多。”（Dcz，男，56 岁）中国老年人的房车旅行一直是在家庭责任和个人之间做着平衡和协调，当子女或子女的家庭需要老年人不断地支持与照顾时，他们常常会以“责任为先”，如RV2的车主因为爱人需要照顾怀孕的儿媳而一人独自踏上了第一次亚欧之旅，为此感到十分遗憾。

家庭支持是老年人实现出游的重要有利条件之一[16]。案例中多位受访者提到子女的支持，无论是资金还是态度，都有利于坚定老年人自驾房车的决心。来自北京的RV11车主能够购买房车与家人的支持密切相关，“前几年就动了心思想买，那时候儿子担心，不同意，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2016年又看了房车展，我这心思又起来了，儿子和老伴都非常支持，就有这么一辆样品车，到那就给买了。”（Lxs，男，65岁）来自湖北的RV3车主则认为女儿的支持给了她很大的宽慰，“古话说得好，父母在不远游，现在相反过来，儿女在家父母去远游，但是她非常支持。”（Qkh，女，56岁）家庭的支持对老年人来说既是一种助力，也有利于避免老年人因“家人担心”“家人反对”等所产生的心理负担，减轻了他们害怕因个体行为给家庭增添麻烦的担忧。

4 老年人“房车游牧”的发生过程

心理根源揭示了老年人房车旅行的行为成因，家庭责任解释了个体限制因素产生的背景，为老年人“房车游牧”的机制阐释找到了隐性基础。为进一步揭示该行为发生的显性过程，重点聚焦于3 个方面的探索：一是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在老年后选择自驾房车，参与这种难度较高、时间较长的旅行方式，获取基于“心理根源”的动机表现；二是分析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以房车为交通工具，其比较优势和心理依据是什么，找到房车对老年人需求的价值吸引力；三是探明他们为何会将房车旅行变成一种不愿放弃的持续行为，分析房车出游方式成为房车旅行生活的心理动因。

4.1 房车出游的动机表现

随着物质生活的持续改善，老年人“自我实现”的渴望驱动他们选择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走出固守家庭的传统老年生活定义，充满漂泊和自由感的“房车生活”给他们带来了崭新的机会。一是满足人生奖励的愿望，对于经历过一系列生活巨变的他们来说，“出去看看”，尤其是出国看看是他们对自己之前辛苦奋斗的补偿，其中包含了“增强见识”和“怀旧梦想”等诸多内容[7,14,16-17]。例如RV1的车主觉得，“到国外游去了，实现梦想了，平常都是坐飞机出去玩去，这次我开着车带老伴出去转了半个地球，性质完全不一样了，大开眼界啊，看看世界什么样的，有生之年不留遗憾了。”（Llg，男，65 岁）二是实现行为的有益延续，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出游决策行为会受此影响[57]，样本中有6 位（RV3、RV5、RV6、RV7、RV8、RV10）都具有相关的自驾旅游、户外旅游等经历，房车旅行有助于他们保持原有的个性特征、行为爱好，并且相关的成熟经验还能增强他们房车旅行的信心，“当驴友大概有20 年了，15 年前，我们就开车去过西藏，上过珠峰，我们很喜欢户外，现在又换成房车继续跑。”（RV5，Yz，女，56岁）三是契合健康生活的追求，追求健康生活是老年人出游的需求之一[58]，依托房车可以为他们塑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房车带来的感觉就是觉得挺舒服，天黑就睡觉了，天亮就醒了，这种感觉非常地强烈，这在家可能就要很晚睡、很晚地起，生活没有在这个房车的时候规律。”（RV7，Dcz，男，56岁）

4.2 房车熟悉的“微空间”吸引力

“与家同游”的房车旅行可以让人既体验冒险和度假，又能享受“家”的舒适，实现“在家”和“旅行”这一看似矛盾两面的结合，给予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探索新世界的机会[36]。这对于离家时倾向选择熟悉居所环境的老年人来说意义更为显著，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舒适感[59]，这吸引他们选择房车作为旅行时熟悉的“微空间”，并热衷于对房车进行不断升级和改进。

房车具有便利、自由和安全的功能优势。来自北京的Llg（RV1，男，65 岁）认为，驾驶房车出游的最大优势在于不用去担心住宿、餐饮和厕所的问题，而且对于他有身体疾病的老伴来说，他能够带着她最大程度地接近所想要去的目的地，这减小了他们在目的地选择上的限制，“我老婆她有那个滑膜炎，所以说有这个房车好处在哪儿？我可以开到跟前，就是不爬山她也能看见。”来自北京的Al（RV10，男，55岁）也很认同房车给他带来的便利，作为回族，他可以利用房车自带的炊具解决饮食禁忌给他外出所带来的困扰。此外，房车的自由性也深受欢迎，“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必担心目的地没有成熟的服务配套，可以自己掌控出游的节奏和内容，做到换个地方过“原来的生活”，“房车现在就是一个滚动的家，可以自己走，走哪歇哪，挺适合我们这样的老年人的，我们准备就是旅游嘛，到处走，就把自己的家背到轮子上就完了。”（RV5，Yz，女，56岁）另外房车的“安全感”意义明显，可以随时回归到熟悉环境，减少了老年人对陌生环境的紧张感[59]，而在疫情背景下，房车还能为出游时有效的“社交隔离”提供条件。

这一移动空间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功能上，不断变换窗外风景的同时，也在不断变换着窗外的“邻居”，自驾房车所带来的社交作用明显，逐步形成一个“趣缘群体”，而且随着社交活动的深入，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群体规范，赋予了房车旅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个房车对我更大的吸引呢，是因为房车文化里的内涵，比如，真是懂房车玩房车的人，都各自非常尊重，不上他人的房车，都是自己上自己的车。”（RV10，Al，男，55岁）

对于房车价值的认识还会受到一些条件的“触发”。部分受访者表示曾在国外试驾过房车，国内的房车旅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房车旅行文化”的扩散。另外，得益于国内房车产业的迅速发展，房车制造商、经销商等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房车展览和宣传活动，激发意愿的同时也使得消费者较为容易地接触到房车和房车出游的相关信息，“我喜欢汽车，我先后都换了3辆小车了，慢慢地后来我一看房车越来越多了，然后就上那房车展，就很动心。”（RV11，Lxs，男，65岁）

4.3 催生“房车游牧”的心理动因

分析发现，老年人的房车自驾行为是持续的，倾向不断开拓新的目的地，逐渐由一种出游方式变成一种常态化的旅行生活，可称之为“游牧”，老年旅游者则进一步进阶为老年旅行生活者，可称之为“游牧族”。

虽然旅游给老年人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但研究发现这种益处是随时间衰退的，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出游频率[60]。这种现象在房车旅行中同样存在，“我开车上瘾，就爱开车玩，这个不能在家待着，就想出去玩儿，平常在家都是腰酸腿疼，出去半年，哪儿都没疼。”（RV1，Llg，男，65 岁）不仅如此，旅游者的需求同时还具有梯度特征，旅行生涯梯度理论认为，游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新旅游兴趣并寻求持续刺激[34]，这很好地解释了样本由国内游到自驾亚欧的行程变化过程，不满足感促使他们自驾房车去持续探索，他们从过去的出游经验中学习，需求出现了从低阶休闲放松到高阶自我实现的变化，自我挑战性越来越强，“每年的暑假我都是带着家人，我们都出去自驾游，十几年来，我们国家所有的省份，我们都自驾到了，并且都是自驾的，所以我们才催生说要到国外去看一看，也是对自己的挑战。”（RV3，Lg，男，60岁）这样的旅行生涯有时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促使他们不断地驾驶房车出去探索更具挑战性的目标。在进入老龄阶段后，人们还会产生时间上的焦虑感，倾向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更有意义的目标和活动中[61]，这也促使他们选择不断探索更多地方，观赏更多风景，丰富人生的“获得感”，“我们俩现在就是这样，开着房车到处走，祖国这么大，剩下的时间也不多，只要身体允许还是要开个房车，多看看美景，多感受一些人间的美好人生。”（RV2，Zzw，男，70岁）

4.4 “游牧”的限制因素与协商策略

为了实现房车旅行并持续参与，在面对家庭和个体生命周期带来的限制时，他们需要采取有效的协调应对策略。依据休闲限制理论（内在、人际和结构限制）[25-29]，研究发现内在限制中，抛开人格特质的差异，“自我效能”（指人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感知状况会影响老年人追求更高层次的房车旅行，如在国际游中，语言、签证以及其他技能都是他们所担忧的，他们会怀疑自己能否完成这项任务；在人际限制中，缺少同行伙伴，无法找到可参与的社交群体等状况都有可能发生；而结构性限制中，缺少资金和时间是制约旅行参与的重要因素。另外对身体状况、出行安全和泊车补给的担忧也是老年人房车旅行中较常见的困扰。面对限制，受访者们做出了积极的自我调节，特别是面对“自我效能”的质疑，RV2的车主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他利用肢体语言实现了与国外友人的有效沟通，零英文基础地实现了多次亚欧自驾，“很多人问我停车怎么停，语言不通怎么办。你如果想这个问题想太多了，你永远出不去，你遇到问题，车到山前必有路，问题都会解决。保持一颗平常心，遇到什么问题都不是事。”（Zzw，男，70岁）而不同于RV2的车主，很多其他亚欧自驾老年人获得了企业、协会等组织的协助，为他们做好了出行的保障和准备，组成了结伴出游的车队，这也是促成越来越多亚欧自驾成行的重要原因。在面对身体限制增强时，他们会在自驾距离、强度和车辆类型上进行调整，来自北京的Lbt（RV9，男，70 岁）是10 多年的房车旅行“达人”，但受年龄和身体的影响，他将房车更换为更小且更易驾驶的车型，并减少长途旅行的行程。而在面对照顾家庭带来的时间因素制约时，RV13的Wz（男，61岁）选择驾驶房车带着孙女一同出游，形成良好的家庭协商办法。在出行安全的处理上，他们会尽量选择有管理的停车场、避开国外治安状况较差的区域等。在泊车补给问题上，相对于国外较为完善的营地系统[62-63]，国内游时他们更多依靠公共卫生设施以及寻求当地居民的帮助等，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出游经验，并乐于向同好者分享。

5 结论与讨论

与西方老年人房车旅行群体相比，中国老年“房车游牧族”群体的年龄更小，多数已经退休，表现出浓厚的探索兴趣却又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本研究以该群体为对象，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案例分析，聚焦于老年人出游如何达成？老年人为什么选择房车和房车旅行？为什么成为“房车游牧族”等？探索“房车旅行”与“老年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图2），研究有如下发现。

图2 中国老年“房车游牧族”群体的形成机制
Fig.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of“RV nomads”among China’s seniors

（1）老年人的出游活动受“个体”与“环境”的综合影响。以个体来说，老年人渴望自由的探索世界，步入老年后，走向了回归自我的生命阶段，寻求以旅游来实现积极情绪、个人发展和维护社会关系[52]。但同时个人能力的限制、社会关系以及身体健康的影响等都可能成为重要限制因素。从环境来看，当前我国形成了良好的老年旅游氛围，社会福利、社会开放水平的提升为老年人广泛的出游参与奠定了环境基础。但同时，传统的家庭责任伦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老年人的出游活动，老年人在个体需求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天平多数倾向后者，形成了环境制约。

（2）老年人选择房车旅行是“需求”与“机会”的推拉结果。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退休后的出游条件优化，老年人表现出强烈的“奖励”需求，推动老年人努力实现“探索世界”和“自我发展”的梦想，形成“人生奖励”推动力；老年人的人格、价值观、偏好以及基本行为模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固化，老年人会渴望将这种模式和习惯等（如爱好户外、自驾旅游等）继续下去，形成“行为延续”推动力；健康既是老年人出游的重要限制，但同时也是他们的重要追求，促使他们以旅行促健康，以健康促旅行，形成“健康追求”推动力。房车空间所带来的“便利性”“自由性”和“安全性”等价值与老年人的需求相吻合，满足了老年人的安全探索愿望，使得他们得以突破身体障碍，追寻健康生活，延续自己的行为模式，形成了功能上的拉动力；另外，房车旅行活动所具备的群体性，提供了发展社会关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有利于老年人维护一定水平的社交活动，从而形成社交上的拉动力。

（3）老年“房车游牧族”拥有持续且变化的出游特点。他们倾向持续参加房车旅行活动，以保持旅行的积极作用；在目的地选择上，需求的“梯度性”促使他们持续扩大旅行范围，提升旅行挑战，构建起明显的“梯度性”房车旅行生涯；此外，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促使他们的行程选择更加遵循内心，表现出“没去过”“想去看看”的心理动态。而为了实现持续多变的出游，他们还会制定出与“限制因素”的协商策略，包括压缩行程、携带孙辈共同出游等办法，展现了老年人在应对房车旅行限制时的积极态度。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国老年“房车游牧族”这一富有探索和挑战精神的老年群体，是中国老年人追求积极老龄化的生动展现。本研究将“房车旅行”与“老年人”进行联动思考，挖掘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心理分析揭示行为产生的内生动力与过程，利用行为描述体现心理活动的结果，弥补了现有研究在机理探讨上的不足，形成了新的老年人房车旅行研究框架，为老年旅游的跨学科研究开拓了思路。对于旅游学科而言，弥补了中国老年人房车旅行这一老年旅游流动现象研究的不足，有益于促进国内旅游研究对更多中国“新兴”现象的关注。

受样本获取途径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各类展会进一步接触该群体，对本研究所提出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此外，文章未对人群类型进行细化分析，例如未能深入刻画出老年夫妻之间的行为差异与影响。对“地”的要素探讨较少，未能揭示房车旅行目的地决策的具体原因以及目的地设施、跨国服务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房车旅行参与的阶段，本文也只列举了RV2 一个案例，不同参与主体间是否存在阶段差异？可能会存在哪些阶段类型？他们会在何时、何因退出房车旅行生涯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